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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六书小学，治经者所时资也。

以儒求为利禄之途一方面使儒生们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和途径，另一方面也为汉武帝的皇权专制制度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优秀官僚人才，使得汉武帝的文治武功有了可靠的人才资源。《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

仲舒数谢病去，弘、宽至三公。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对于已经被赋予绝对权威的皇帝而言，屈民而伸君是可以的，屈君而伸天是万万不可能的。而董仲舒身上的学者习气被人敬而远之，表面上受人尊敬，却只是一种貌敬。

这似乎是和同时出山的公孙弘拿来作比较，认为公孙弘当了丞相，而董仲舒没有当上，当然可以说董仲舒没有受到重用了。认为王者应该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行恶政，使之合乎儒家的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这样就可以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汉书》,第964页) 黄钟之数从子开始，此即一。

6(4)[汉]司马迁《史记》,第3120、3124、3126、3127页。到了汉昭帝的时候，历法已经变得不太准确，需要更改历法。此三律之谓矣，是为三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

10 刘歆还把三统和五行结合起来。这样，一、十、百、千、万五数就齐备了。

律以统气类物，一曰黄钟，二曰太族，三曰姑洗，四曰蕤宾，五曰夷则，六曰亡射。《诗》以正言，义之用也。2 郑万耕《刘向、刘歆父子的易说》,载《周易研究》2004年第2期。一统八十一章，一章十九岁，故黄钟当期之实为一千五百三十九岁。

《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又参之于卯，得二十七。又参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这里虽然说的是大衍之数五十,但实际上用的是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不然其用四十九就得不出成阳六爻了。

刘歆的《世经》以《周易》为依据，按照五行相生说的顺序，对《春秋》《尚书》等书以及秦、汉以来的帝王谱系作了系统的排列。地统以地数三十为准，以二倍之，得六十。

在刘歆看来，黄钟之数是和声审度嘉量权衡四部分的基础。《书》以广听，知之术也。

此如《系辞》释解所云天下之能事毕矣。权衡之衡指铢、两、斤、钧、石，衡由权生，目的是衡量轻重，其本起于黄钟之重。《系辞上》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这种象数学系统，不仅体现了刘歆的律历学思想，而且反映了其对宇宙万物、社会历史的形而上学思考。后来经过三苗之乱，历法混乱，尧又让重、黎的后人修订历法，舜、禹都继承了尧的历法。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

(《汉书》,第958-959页) 音律分为十二，阴阳各占一半，黄钟、太族、姑洗、蕤宾、夷则、亡射为阳，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为阴。制律也要符合相应的要求，如黄钟律长九寸，符合乾九之数。

其合终于地十,此即五位之合终于十者。《周易》筮法经过四道程序完成一变，经过三变才能得出一爻。

天统以火配之，地统以土、金配之，人统则以水、木配之。《世经》帝王谱系的排列主要以《周易》为依据，不但表现在其对《周易》的引用上，而且表现在其蕴含着《周易》天人之道的理念上。

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三统历。天统之正，始施于子半，日萌色赤。以阳九九之，为六百四十八，以阴六六之，为四百三十二，凡一千八十，阴阳各一卦之微算策也。【注释】 1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967页。

参之则得乾之策，两之则得坤之策。地以中数乘者，阴道理内，在中馈之象也。

九者，所以究极中和，为万物元也。在刘歆看来，《周易》是一部关于天人之道的著作。

《春秋》以元一为万物之始，如同《周易》以太极为万物之首。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与《周易》相对，则天统为乾之初九，地统为坤之初六，人统为乾之九三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一统八十一章，一章十九岁，故黄钟当期之实为一千五百三十九岁。

《汉书·五行志上》对这种天人之道的思想也有论述：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与刘向相比，刘歆对易学有系统的构建，这主要表现在《易》为之原和天人之道方面。

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汉书·律历志下》曰： 《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传曰昭子问少昊氏鸟名何故，对曰：吾祖也，我知之矣。

故三辰之合于三统也，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